孫中山先生將《羅伯特議事規則》繙譯並改名為《民權初步》，因為開會、議事，包括法庭審訊，是民權的基礎。沒有完好的開會規則，或開會不尊重規則，或動輒按政治需要修改規則的社會，就是未有民權的社會，也就是未進入文明或從文明倒退的社會。
《羅伯特議事規則》厚達六百多頁，且簡介一二。
規則之一是：「不許質疑動機──不能以道德的名義去懷疑別人的動機。」不管指控他人是「投機」還是「私心」，都是對動機的質疑，是道德批判。
為甚麼不能質疑動機？首先因為動機是摸不着、看不見、不可證實的東西；就像我們說不能誅心，因為心之為心，即不可問。其次開會要審議的不是某個人，而是某件事情，對動機的懷疑和揭露本身就是對議題的偏離；第三，利己是人類共有的本性，在不侵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個人利益並不為過，所以指責他人的動機毫無意義。
法庭審案除了謀殺案要追查犯案意圖之外，一般案件都只重證據而不問動機。尤其是牽涉言論自由，美國大法官道格拉斯反對以「鼓吹」和「煽動」為言論定罪，因為「鼓吹」和「煽動」講的是意圖，而意圖是十分難證明的東西。一旦走上了以意圖、動機去判斷是非之路，社會就會墮入「每個公民的自由都受到危害」的境地。最近中共外交部駐港官員提出把「鼓吹」和「煽動」港獨列為刑事罪，正正就是以動機論來扼殺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羅伯特議事規則》另一要點是避免不同意見者的對罵和爭執。在美國國會、法院和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如果一個人對某動議有不同意見，他表達自己的意見時，要向會議主席（議長）說話，而不能向意見不同的對手說話。法庭上當事雙方的律師也不能直接對話，因為一對話法庭就會變成吵架的場所。《羅伯特議事規則》規定，律師只能和法官對話，向陪審團呈示證據；而陪審團按照規則自始至終是「啞巴」。不同觀點和不同利益之間的針鋒相對，按規則不能直接實現而要間接實現。
《羅伯特議事規則》經過精心琢磨而設計，它的基本精神有以下幾點：
一，平衡：保護各種人和人群的權利，包括意見佔多數和意見佔少數的人，甚至是每一個人，從而最終做到保護所有這些人組成的整體的權利。
二，對主席（議長）權力的制約：全體成員按照自己的意願選出主席，並將一部份權力交給主席，但是同時，避免主席的權力過大，避免主席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全體成員頭上。
三，多數原則：多數人的意志將成為總體的意志。
四，辯論原則：所有決定必須是經過充分而且自由的辯論之後才能作出。
五，總體的意志自由：在最大程度上保護總體自身，但也要在最大程度上保護和平衡每一成員可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由行事。
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法庭審案的規則，基本上都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原則和規定。行政會議就不知道了。
周一至周五刊出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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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航客機的死難者之中，有一個兒童乘客，名叫米加，今年十歲。
米加跟他十五歲的哥哥離開阿姆斯特丹，去峇里島探望在那裏的外婆，一起過暑假。
在飛行前幾天，米加像有預感，忽然脾氣很壞，不斷問他母親：如果我死了，我會去哪裏？我死了之後，埋葬我的遺體，我那時會有感覺嗎？他不停問母親許多生死哲理的事情。母親替他收拾行李，覺得他很煩。
出發的那一天清晨，米加問母親：「我可以緊緊擁抱你嗎？」母親笑笑，叫他勿胡思亂想，擁了他一下。
在出機場的火車上，米加一直沉默，看着窗外的風景。到了機場，檢點行囊的時候，母親才發現忘記替米加帶襪子。「都是你一直在廢話，令我心煩意亂。」母親說：「我回家之後，替你寄幾雙來。」
米加一直悶悶不樂，牽着哥哥的手走過移民局的出境甬道。母親在外送別，哥哥一直很高興，滿懷期待着旅行，米加進了關卡，不斷回望他的母親，眼神充滿憂傷。
母親向他們揮手，米加終於上路了，母親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叢裏。
母親回到家裏，下午就把襪子拿出來，忽然接到弟弟的電話，弟弟歇斯底里：那架飛機墜毀了。
母親暈了過去，救醒過來之後，她一直喃喃自語：「我應該聽信他的，我應該聽信他的……」
人是不是有預知的能力？尤其是小孩。有一種理論：小孩剛來到這個世界，充滿純真。在他學習這個世界一切人為的知識之前，包括科技和計算，在權術和世故的污染之前，他空白的心靈，往往與前一生的記憶隱隱接通，而且還可以與上帝對話，所以耶穌說：只有小孩子才可以到天國來。
小孩的直覺看見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往往很準確，只是成人從來不會向小孩學習。英國詩人華斯華茲說：「小孩是成人的父親」（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很有智慧的心得。對於那位母親，人天永隔，一切都太遲了，她不該送他上路，一切皆是閃電般的奇緣，她會永遠記住在機場那個小小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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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香港變成一個分不清是非黑白的地方。明明一件很簡單的事，對錯分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在今日香港，卻引起爭議。
偷渡、進取、讀醫科，一個人為個人生存去到幾盡幾「勵志」都好，沒甚麼了不起，不必擺上神枱。如果一個人眼中只有功利，沒有法律、制度、道德、責任、是非、對錯，也不存感恩之心，那麼這個人永遠不可能真正成功。如果一個社會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時，只作功利判斷，沒有道德要求，那麼，這個社會也不可能真正進步。
香港人厭惡偷渡醫科生，不是因為她的身份，而是因為她是非不分。香港沒有虧欠她，無論她在香港受過多少「委屈」，包括因為偷渡而跟執法人員「精神搏鬥」，包括沒有身份證而只能入讀中文中學（又有多少香港孩子能入讀英文中學呢？）造成她沒有身份，無法升學，被迫偷渡的原因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如果說虧欠，那麼，中國虧欠了她，虧欠了它的國民。而香港沒有虧欠任何人。相反，跟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們在中國受了虧欠，來香港奪取補償，但無論香港給了他們多少，他們都不存感恩之心，永遠認為得到的不夠多。他們沒有本土居民的身份，卻處處想要本土居民的福利，說穿了，他們要的是特權。很遺憾一個人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思維方式仍同當今中國人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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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船難，兩百多名乘客下落不明。475名乘客中，有324名是畢業旅行的高中生和老師。畢業旅行的帶隊人是學校的副校長，副校長獲救後，覺得生比死更難受，他帶出來的學生生死未卜、凶多吉少，他餘生都將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無法苟安於世，所以，在家長等候消息的體育館附近的樹上吊頸自殺了。副校長遺書中向父母家人學校及家長道歉，並要求把他的骨灰灑在沉船位置，好讓他來生再跟遇難學生重續師生緣。
副校長52歲，正是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年齡，仍決定棄家人而去，是不想餘生活在自責中，生不如死。
相信最應該自殺的人是那個棄船而逃的船長吧。人性軟弱而自私，生死一瞬間，在死神魔掌突襲的那一刻，本能逃避，也許是每一個人的下意識動作。要到生命安全了以後，人的意識才會清醒，自責、內疚、不安、慚愧……之類的情緒才開始產生。船上失蹤的人、岸邊幾近崩潰的失蹤者家屬原來比死神更難面對。餘生被人指責懦夫，連家人一併蒙羞，這樣苟且偷生，還有甚麼人生意義？除非那個船長真的以為坐監能贖清他的罪孽，否則他雖然活着，其實已經死去。或者說他只是作為一個生物人而活着，作為一個社會人，他已經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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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d frommin0427 - 十個必須牢記的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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